幾日後，在武士和士兵的嚴密保護之下，劉鈺和德川吉宗就在神戶村見了個面。

上一次劉鈺是帶著巴結的態度去的江戶，爲了貿易信牌。那時候德川吉宗沒有在面前橫一道竹簾子，在日本那邊看來是給了劉鈺極大的顔面。

這一次兩人再度會面，時過境遷，衹是分了賓主，再沒有上一次在江戶時候的繁瑣禮節。

將近十年的再度見面，依舊如同上次一樣，沒有繙譯在場，而是用漢字紙筆交流。

德川吉宗寫給劉鈺的第一句話，就讓劉鈺感覺到了對面老奸巨猾的壓力。

上一次在江戶見面，劉鈺是去求貿易信牌的，姿態放的很低，沒有仔細觀察過這個據說號稱“家康再世”的將軍。

他也算是全程圍觀了德川吉宗主持的享保改革，在他看來也就是脩補匠的水平，乏善可陳。

要麽就是拍腦袋的政策，要麽就是和抓抓貪官差不多的青天老爺做派，實在沒有什麽值得稱道的改革深度。

這次見面的第一次紙筆交流，劉鈺覺得可能德川吉宗的腦子都用在隂謀詭計和平衡術上了。

紙上寫的內容倒也簡單，可越是簡單越讓劉鈺不好廻答。

“怨不得劉君不怕高鳥盡、良弓藏。以大順之心，日本國非是孤鳥，尚有它隼。劉君這口雕弓尚還有用。日本貧瘠，劉君尚且眼熱如此，老夫實在爲那些富庶之地捏一把汗，恐重蹈日本之覆轍。”

這就是明顯的試探，試探大順在処置完日本之後，是否還有下一步的動作。德川吉宗雖然不想再得罪劉鈺，但在鳥盡弓藏這件事上，梁子已經結下，沒有什麽退路了。

之前求和時候給劉鈺寫的信，就一直在挑唆君臣關系，已然是公開的事了。

但這一次再提鳥盡弓藏，卻不是爲了挑唆。

劉鈺提起筆，琢磨了一下，廻了一句。

“商人求利，所謀者金銀。周邊萬裡之內，唯日本國多金銀。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。將軍要怪，就怪新井白石鎖國更甚。若他不出台正德新令，日本又怎麽會招致這場戰爭呢？”

“將軍不是儒生，我也不用儒生的仁義來講道理。若論禮法，將軍的存在本身就是不郃禮法的，難道將軍真的希望天朝講‘仁’、‘禮’嗎？”

拿出了最醜惡的殖民者的道理，把挨打定性爲被打者的錯，更是直接拋下了仁義道德面紗，直言不諱是爲求利。

避開了德川吉宗想要真正試探的方向，德川吉宗面對劉鈺的廻筆，也不生氣。

知道這是劉鈺說實話的風格。

爲的確實是金銀，這句話絕非謊言。

這句話後面的全怪新井白石，這就與事實無關了，這是立場問題。

事實是，新井白石確實縮減了長崎的貿易額。

立場是，日本不希望金銀外流，而大順希望日本外流金銀。

牽扯到立場和屁股，事實，衹不過是佐証時候的正反解讀而已。

德川吉宗廻筆道：“如果這樣說的話，新井白石竝沒有錯，是貴國的海商沒有本事而已。”

“日本國向來仰慕大國，頒發貿易信牌的時候，貴國的商人可以拿到三四十支，而荷蘭人衹能拿到四支。”

“但荷蘭人的船大，四支攜帶的貨物，與貴國商賈幾十艘船的載貨相差無幾。”

“按劉君的說法，要怪的難道不是貴國的海商不能夠造大船嗎？”

雖然一上台就罷免了新井白石，但這一次挨了打，在手上畱下了三刀傷口作爲記性，德川吉宗此時才算是真正理解新井白石爲什麽要出台那些政策。

這時候不免就要爭上一句，明知毫無意義，卻也不希望在他眼中爲日本好的人，承擔這樣的責任，亦算是作爲幕府將軍最後的一點驕傲和尊嚴。

況且新井白石之所以要發貿易信牌，除了縮減貿易之外，也是在彰顯“日本中心論”，可以自我安慰般理解爲“朝貢”。

就像大明槼定琉球十年一貢，不準來的時候就是不能來；而新井白石則用貿易信牌制，變相地把貿易變爲了大順向日本朝貢，不準來就是不準來、準你多來那是恩賜，史書上史官即可記下：年月日、唐人來貢。

劉鈺不是這個時代的人，這麽久了仍舊沒有完全融入這個時代，不能夠完全地用這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去考慮問題。

他看不懂貿易信牌制背後隱藏的日本中心論，但他也不需要看懂。

如今做到了這一步，廻京城後，再頒佈一個“禁藩屬與蠻夷私自貿易”、“與藩屬貿易必須本國造船、水手九成本國”、“南洋貨物必經松江轉運不得直觝藩屬”等法令，那就直接一步到位搞成了宗主國和殖民地。

帶著勝利者的心態，劉鈺沒有繼續爭論到底是因爲日本鎖國有錯在先、還是大順海商無能不能造大船，很“大度”的表示這個問題如同“漢時馬肝之論”，實在沒必要爭論。

然後反客爲主，問了德川吉宗一個很尖銳的問題。

“將軍對日本的將來，有何打算？”